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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天眼之父”南仁东:他把目光投向外太空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09-28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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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23时23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的生命时间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遵照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他的离开,也想如他生前一般低调。

他不希望被人们记住。

但他的功绩又怎能被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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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他不爱应酬,不愿意被关注。但也有高调的时候,那是为了FAST项目

如果不是此后的媒体报道,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更不会知道,他生命中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奉献给了FAST。

人们了解FAST远远多过了解他。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他不爱应酬,不愿意被关注,只想着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但他也有高调的时候,那是为了FAST项目。从项目设想的提出,选址,论证,立项,再到建设,每一个关口,他都身先士卒。

时间回到1993年。那一年,在日本东京举行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听到这个提议后,当时已年近50的南仁东兴奋不已:“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

一向低调矜持的他坐不住了,主动跑去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然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来讲,这个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无论地质条件、技术条件还是工程成本都难以达到。因此,几乎所有的业内专家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

尽管如此,天生倔强又爱冒险的南仁东还是决定坚持这个计划,他要搏一搏。

最艰难的是申请立项那段时间。毕竟FAST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想要顺利通过立项获得经费支持并不容易。

那几年里,南仁东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极其渴望被大家关注。他深知,之前的选址和论证环节已耗费了大家数年时间和精力,接下来立项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没有经费也没有团队,也就意味着先前的所有工作都是白费,一切仍旧是空想。

于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南仁东开始自掏路费,满中国“化缘”。从东北到东南再到西北,他一家单位挨一家单位地去谈,给他们详细讲解FAST项目是什么,建成后能做什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最终,在他的努力游说下,厚厚的立项申请书上出现了二十多个合作单位的名字。

此外,为了之后能顺利通过国际评审,南仁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去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逢人就推销和介绍FAST项目。他自嘲说:“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

2007年7月,历经13年,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终于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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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性且自由不羁,很难想象这样的他会被一个项目拴住,而且一拴22年

   去过FAST工程现场的人都知道,那里建有6个支撑馈源舱铁塔。每当一个铁塔建好时,南仁东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是第一个走上去,还在圈梁上大步奔跑起来,无拘无束,开心得像个孩子。

这就是南仁东的性格,随性且自由不羁。

很难想象,这样的他会安心被一个项目给拴住,而且一拴就是22年。

上时间90年代初,他辞去日本的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回到祖国。

FAST工程的建设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工程从纸面设计到实际建造和运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它不仅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甚至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而且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和复杂。

但在这漫长的22年里,南仁东却通过自己的执着和勤奋,带领同事们一起解决了许许多多具体的技术问题,硬是将梦想中的空中楼阁,变成了现实。

2010年,FAST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即索网的疲劳问题。他们对购买的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了疲劳实验,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工程的使用要求。

那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网疲劳问题解决不了,反射面的结构形式也迟迟定不下来。南仁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寝食难安,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解决途径。

艰难的技术攻关过程持续了近两年,期间,南仁东团队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几乎所有失败案例他都亲自过目,并与技术人员沟通改进措施。最后,终于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解决了这一对FAST最具颠覆性的技术风险。

FAST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领域多达十几个,每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出各种意见,作为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而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懂行。

这让南仁东成为了FAST工程团队中最勤奋好学的人。

只要遇到不是自己专业的问题,他就会立马自学。在审核危岩和崩塌体治理、支护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对方案中的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最后,他指出了方案中的不少错误,还提出了大量专业的意见,令合作单位的专家们都纷纷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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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9日,大窝凼施工现场,现场横移箱梁吊装

  (三)大多时候,他都很随和,但如果遇到对待FAST工作不认真的人,他还是会毫不留情地批评

南仁东爱抽烟,经常烟不离手。

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当时FAST团组里几个比较活跃的学生把这个当作话题,几次翻炒,还编成段子来讲。这些段子很快就传到南老师那里,但他一点都不在意,也不生气,甚至自己还添油加醋渲染了一番。”

他不在乎称谓,更喜欢被大家称呼老南,觉得这样更亲切一些。工作闲暇之余,他也会跟助手姜鹏讲起他的人生故事,讲他如何度过艰苦而又快乐的十年知青岁月,讲他如何在荷兰求学……大多时候,他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都是像这样随和,好像处了几十年的老友一般,可以互开玩笑,也可以互诉衷肠。

但如果遇到对待FAST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可是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脾气“坏”的很。

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来跟南仁东汇报。

一上来,他就先问了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还有‘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问题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就严厉批评了我,让我惭愧不已。”李辉说:“南老师在工作中是极为严谨认真的,思考问题也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虽然极为尖锐,但不能不承认他所问的问题往往切中了关键所在。”

自此之后,李辉每次在向南仁东汇报工作之前都要多想一下有什么遗漏之处,并且尽可能多准备几个方案应对可能的突发问题。

和李辉一样,很多参与FAST项目工作的同事都有这样被南仁东问住的经历。每到这个时候南仁东就会板起面孔,冷冽得让你不敢看他。

这使我们平时就要把自己负责部分的内容熟记在心,不敢有半点懒惰和马虎。”李辉说。

虽然南仁东对工作要求严格,不容易被说服,但他并不专横,重要的技术决策都愿意听下面技术人员的意见。

FAST索驱动系统的负责人潘高峰就曾因为一幅地形图换不换的问题跟他起了争执。

那是在台址开挖时,一次施工方提议换一张新的地形图,可那时任务周期已经特别紧张,潘高峰了解到新的地形图与旧的地形图区别很小,认为可以不换。如果换了,前面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会导致任务进度完成不了。但南仁东觉得有必要更换。

当时,我有些着急了,从楼下追着他追到了楼上,一路给他解释。因为急,说话的口气难免有些冲。最终,南老师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又仔细比较了两个地形图,也认为换图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潘高峰说,“他不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但只要你跟他讲道理,能够解释通,他也会很虚心听取并接受的。而且很大度,从不会把这些争执放在心上,他清楚这些都是为了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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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大窝凼现场,南仁东在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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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9日,大窝凼现场,南仁东与施工单位人员交流

  (四)他是个衣着讲究的“时尚老头儿”,但一到FAST工程现场,也就顾不上形象了

在大家的印象中,南仁东是个时尚的老头儿。

他对衣着很讲究,也有品味。他爱穿西装,也爱穿风衣。在北大当客座教授时,他还经常穿着一件小碎花的衬衫和牛仔裤给学生们讲课,很是时髦。

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说:“他不忙时还爱点评点评我的穿着,顺便给我点建议,比如,‘你这身衣服没搭配好,有点土’,‘今天这身还不错,过关了。’”

但一到FAST工程现场,他也就顾不上那么讲究了。

为了给FAST项目选到合适的台址,从1994年到2005年间,南任东脱掉西装,换上工作服,每天翻山越岭,走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

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是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

台址勘察期间,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正确的危岩治理方案,65岁的南仁东和年轻人一起,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有一次,在去陡峭山顶时,大家劝他在山下等着,看完结果向他汇报,他却坚持:“我要和你们一起上去,看看实际的情况。”

夏天里,他常常穿着一件大短袖、一条大裤衩就出现在工地上,顶着烈日奔波在每个施工点上详细察看和指导,有时甚至是亲身上阵。

2014年,FAST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

他整个人被简易装置吊起来,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在高空中没有落脚点,他全程都需要动手操作。当时,站在底下的人都为他捏把汗。

实验结束后,从高空下来,南仁东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如果换做平时,他一定接受不了这样狼狈的自己,但在当时却完全顾不得形象了,一心想着怎么把实验做好。

南仁东亲自操作小飞人到达施工节点体验技术过程

(五)虽然成就很伟大,但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他心里永远先想着别人

没有他,就没有‘天眼’。他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在接受采访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讲出类似的话。

虽然南仁东的成就很伟大,但他从来都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他心里永远先想着别人。

他淡泊名利,一生没得过几次奖。屈指可数的一次,是获得“CCTV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然而,在颁奖盛典上,上台领奖的南仁东只说了几句话,里面没有一句是在讲自己。 

这份沉甸甸的奖励是给一群人的。这22年艰苦的岁月里,贵州四千多万各族父老乡亲和我们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帮助过FAST的人,谢谢,谢谢,谢谢。” 

20多年的贵州建设历程,让南仁东早已把贵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热爱这里的每一个人民。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的时候,南仁东遇到一群放学的孩子。寒风里,他们单薄的衣衫让他很是心疼。回到北京后,南仁东立即给县里的干部张智勇寄去一封信,里面装着500元钱。他嘱咐张智勇一定要把钱给当地小学最贫困的学生。就这样,他连续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

   每次晚饭后,南仁东都喜欢到FAST现场工人们的工棚里去坐坐,和他们唠唠家常。去得多了,几乎每个工人的名字、工种和收入情况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知道一些他们家里的琐事。有一次,他还给来自云南贫困家庭的布朗族工人们每人买了一身运动服。

2015年,已经70岁的南仁东被查出罹患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下手头的工作,必要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现场。就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仍然密切关注着FAST的每一项进展。

2017年8月28日凌晨,助理姜鹏通过邮件向在美国治病的南仁东报告好消息:“我们的望远镜能跟踪了。”

        5点36分,南仁东回复:“测试小组:祝贺啦!结果不错!虽然我不知道观测细节和源的名字下次告我即可。”

可是姜鹏没有想到,已经再也没有下次了,这竟是他和南仁东的最后一次通信。

9月16日清晨,当南仁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在他那间位于国家天文台a座3楼的办公室门口,同事们自发地摆上鲜花,路过的人也都会停下来深深鞠上一躬。

网络上,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悼念和致敬。

       是啊,对这样无私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人们怎会忘记,又怎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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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16年科技盛典颁奖现场

(所有图片由国家天文台提供)

人物工作室的话:

读完南仁东的故事,不由得想到另外两个名字:钟扬,柯俊。一个“为人类未来收集种子”的植物学教授,一个享誉国际的材料大师、中科院老院士。

是的,他们都是最近一个多月离世的几位科学家,生前都是默默无闻,而离世后,网上似乎一夜之间传遍了他们的故事。

不由想起党报评论君的话:“很抱歉,此前我们不认识他们;很遗憾,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却已经离开……我们欠他们一次起立鼓掌,为他们的科学精神,为他们的家国情怀。”

很抱歉,我们没能遵从南先生的遗愿,让他“低调”地离去。但是,若这些迟来的关注,能够让更多活着的人离科学更近,相信他那颗随性不羁的灵魂也不会感到介怀吧!(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吴月辉)

责编:陈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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