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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听】王伟力,让盲人在影院“看”电影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09-28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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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2日,王伟力在北京“心目影院”接受“环视听”工作室采访)

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设想了如果重见天日,她会做些什么:她会仰望亲人的脸、去森林体验自然界的美丽、在黎明前感受黑夜变成白昼。而王伟力创办的“心目影院”,却在盲人和志愿者之间开展了一场场“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公益体验。“如果你不去理解三天黑暗,你就不能切身感受盲人的困苦。”王伟力说。

王伟力是一位助盲人士,“环视听”工作室记者在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四合院里见到他时,他正为第二天举办的盲人运动会忙活着。“心目影院”就坐落在这里。这是王伟力专为盲人讲电影的地方,“我们用眼看,他们用心听”——把电影中的情节、画面付诸语言载体,让盲人在头脑中感受,这就是王伟力所做的事情。他说,在关照盲人的感官时,盲人也在关照他的内心。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请大家闭上眼睛,把眼神收回来。在一片绿色的苔藓上,有一些亮亮的黏液,这些黏液不断地朝前移动,原来这是蜗牛的足迹。一只蜗牛在绿色的苔藓上爬着,它慢慢地蠕动身体,两只长而纤细的触角,在头上摆动着,身体是肉色的,泛着鲜嫩的光泽,这时候又碰到了一只蜗牛,两只蜗牛对头碰见了,它们就像久别的情人那样,互相用角触碰着对方,深深地吻了起来。”这是王伟力给助盲志愿者描述的一个场景,为的是让他们了解,仅靠听觉,自己能否准确地感受这个世界。

“其实蒙上眼睛,我们对于时间的判断、对于方向的判断、对于事物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所看见的和你所听见的,可能根本不相关。”王伟力解释,“我们获得的信息,90%以上来自视觉系统,如果视觉被屏蔽了,就很难找到事物的完整信息。我们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正方形有四个角,树有叶,但盲人统统不知道。天安门、长城以至于他们的家形状几何,他们也一概不知。”在王伟力接触的盲人中,有不少都会因为自己看不到最熟悉的东西而懊恼,他们会拿拳头猛砸自己的眼睛,直到眼冒金星。“他们就为了看到这‘金星’。但那是视觉吗?这就是视觉屏蔽后对心理造成的影响。”

在“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体验中,参与者戴上眼罩,与光明隔绝。然后大家跟平时一样,上街、吃饭、买东西。活动结束时,只有两个小孩还在坚持,更多人的心态面临崩溃。“有个女孩,眼罩摘下来的一瞬间,嚎啕大哭起来。”王伟力说,“她只说了一句话,‘能看见真好’。在经历黑暗后,她更加体会到,她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珍贵。”

作为体验的组织者,王伟力也参与其中。戴上眼罩后,妻子牵着他在自家院子里散步。“眼罩一戴上,这世界立马变了。原本是我熟悉的,突然陌生了。”王伟力说,“时间一长,恐惧、无助、焦虑、怀疑这些情绪全出来了:过马路会担心被车撞,听到车声会想这是什么车,速度多少?真实情况跟自己想的是否一样?虽然妻子牵着我,明知道不会有事,仍会担心脚下踩空。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能体会到盲人的困难,珍惜眼前的幸福。”

体验的最后,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其中有一个劳改犯的儿子,画了两个脑袋,却只有一只眼睛,“那是表达他希望和监狱里的父亲一起看外面的世界。”王伟力说道。

从750元涨到60万元

王伟力曾是中科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妻子郑晓洁是北大心理学的高材生。“我妹妹智力有问题,一直是我在照顾,所以我们一直关注残疾人。”王伟力说,“后来我妻子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双腿有残疾的同学,每天上下楼都用手撑着楼梯,靠挪动臀部来完成,却从不要人帮忙,让她很感动。我跟她不约而同地想到做一部关于残障人士生活的纪录片。”就这样,夫妻俩走上了公益事业。

纪录片在中国教育频道播出后,由于题材问题,没人赞助,一年后被迫停播。但此时的夫妻俩,心里却放不下那些生活不便的残障人士,尤其是盲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不见东西是最可怜的。”于是,2003年7月,王伟力夫妇用不多的拆迁补偿款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开始全职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

2004年的一天,王伟力的一个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为了满足这位朋友对电影的好奇心,王伟力开始了第一次“讲”电影的尝试。“朋友听完非常激动,抱着我直转圈。”王伟力说,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发现盲人未尝不可以“看”电影。第二年,王伟力在鼓楼西大街物色到一个约2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750元,“心目影院”开张了。

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运转资金不足。由于某些原因,“红丹丹”无法注册“非营利性组织”,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红丹丹无法享受募款、捐赠等社会组织待遇。”夫妻俩花光所有积蓄,把能借钱朋友的电话都打了个遍。“有时朋友看到我们电话都不敢接。”

一晃12年过去,因为政策变化,“红丹丹”终于申请为非营利性组织,迎来了社会各界的善款。如今,房子增加了两间,年租金却涨到60万元,王伟力讲解的电影,也接近300部。这期间,有令他高兴的成果。一位姓杨的大姐,40多岁时失明,她曾经多次跟家人发誓:如果谁当着她的面看电视,她就跳楼。当时她的家人非常担心。后来一位朋友把她介绍到王伟力那儿,听电影时她一声不吭,电影演完后她兴高采烈,一通感谢。回家后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电视归你们。”他丈夫忐忑不安,说:“别别别,我们都习惯了,不看了。”这时陪她看电影的女儿说:“爸,妈好了,没事儿了。”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王伟力笑着说:“这件事让我发现,盲人朋友对视觉的需求是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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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1日,王伟力主讲电影《棋王和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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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倾听电影的盲人表情对着剧情而变化)

照出我们内心的盲点

歌曲《你是我的眼》中有句歌词写道:“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王伟力便是视障患者的这双眼,帮助他们从电影的丰富素材里感受这个世界。

“这是直升机,它像个倒扣的勺子,头上架着一台电风扇,把它带到空中。”“这是海豚,身体像水滴,尾巴像弯月亮,身上有三面小旗。”“一片树叶上,一群蚜虫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这时候,一只七星瓢虫顺着叶脉爬上来,正好看到自己的食物,兴奋地冲过去。”这就是王伟力讲述电影的方式,像旁白,却比旁白更贴心、更细致。

王伟力觉得盲人失去视觉功能后,内心要比常人更敏感,讲述的东西,会在他们心里掀起巨浪。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选取电影题材时,会过滤掉暴力或性爱题材,万不得已时,会采取另一种方式来讲述。“一颗子弹打中脑门,在电影里是很血腥的画面,但我不会说‘子弹打中脑门,穿过头颅,血浆四溅,顺着白墙缓缓流下’,而是‘某人头部中枪,应声倒下’;出现性爱镜头,我会略过他们的性行为,描述当时的灯光、朦胧的镜头,盲人听到电影里的声音,他知道在发生着什么。”王伟力解释,“我们拥有完善的视觉系统,但对于这些画面却看得麻木了,这是一件很可怕、很令人痛心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值得同情的东西,我们却感觉不到。如果你能看到盲人对这些镜头的激烈反应,你一定会震惊、反省。”

在一次志愿行动中,王伟力让每名志愿者带一位盲人去触摸长城,讲解沿途风景。“志愿者里有个小老板,油光满面、大腹便便,扎着一条马尾辫,手腕和脖子上都戴着金链子。但他讲解得非常认真。第二年他又来了,把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他把头发剪短了,马尾辫没有了,脸上的赘肉和大肚子没了,手上的链子也摘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干练的小伙子。他说:‘牵着盲人上长城对我触动太大了,你们上次给我发的荣誉证书,现在还在我们家书柜的最上层摆着。每次看见它,我都跟自己说一句话,只有这天你是干净的。’”王伟力感叹,“他被盲人朋友对生活的热爱和纯真的态度感动了。在社会里摸爬滚打久了,人们就忘了如何真诚待人。这些盲人远离勾心斗角的世俗,还保留着纯良的人格。他们是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内心的盲点。”

 假如给你三天黑暗,你会做什么?反观内心,也许是这里面最大的意义。(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龚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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