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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锐见:“不平衡”是个什么梗,怎么破?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1-02 11:02

智观天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转变是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首次转变,无疑将导致政府工作重心、公共资源配置及其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今天小智邀请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和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汪晨跟大家聊聊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和如何破除这个“梗”。

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包含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非经济方面的不平衡,后者包括法制、教育、医疗环境等的不平衡,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而且经济发展不平衡往往导致和决定了非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解读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不平衡”表现一:贫困人口的存在

就经济“不平衡发展”而言,其首要表现形式是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16年的8594元,整整翻了22倍多。据此中国已经跨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许多老百姓已经开始拥有多套房产、多辆汽车,享受诸如国外旅游的高档消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6年的4.5%,但中国仍然有数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基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也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点关注的人群。

“不平衡”表现二:中等收入群体不够壮大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够壮大,与处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其它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这使得代表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还比较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薄弱意味着社会还存在着多级分化,潜在地影响社会治安与稳定。

“不平衡”表现三:城乡差异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第三个表现形式是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异。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而且不仅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直到本世纪初,中国实行的一直是农村补贴城镇,农业补贴工业的“剪刀差”政策,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的近3倍。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策略,并且在2003-2006年间政府取消了实施上千年的农业税。由此,工业对农业农村的反哺政策逐渐开启,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巨大,一系列的补贴和救助对缩小城乡差异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不平衡”表现四:区域差异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第四个表现形式是区域差异。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策的倾斜让该地区率先腾飞,使中西部输在了起跑线上。当然,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避免区域差异,但在中国这个差异有些明显。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区域差异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攀升。事实上,在中国高居不下的区域差异可能成为影响边疆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隐患。

“不平衡”表现五:资本和劳动在GDP中的占比差异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第五个表现形式是GDP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合理分配。自1995年开始,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从1995年的51.44%到2015年的47.89%,这也意味着资本所得占比以相应幅度上升。这个不平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公平相悖,在劳均资本继续上升和人工智能大量替代劳动的背景下,显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当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如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等。

如何消除“发展不平衡”

首先,是大家所熟悉的、古今中外都实施的财政转移。但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转型发展经济体,财政转移都无法彻底解决个人或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更无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因此,财政转移的作用更多是宏观的。

第二,稳妥地进行户籍改革(如采取积分落户制度等)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举措,这已经在有步骤的推进中,将对所有五大经济不平衡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让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的贫困农民尽早融入城镇经济,这是解决城乡和区域差异最为有效的手段。现在还有近2个亿的农村人口(以农民工为代表)生活在城镇,存在着“返贫”的可能。因此,城镇化建设和让这些农村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对解决中国不平衡发展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想方设法优先促进教育机会均等。这极具挑战性,但恰恰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收入流动性、避免不平衡固化的一剂良药。(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智观天下工作室出品)

责编:陈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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