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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听】专访中央特科在世唯一百岁功臣姚子健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1-06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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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姚子健在北京家中接受“环视听”记者采访。

从夏到秋,我们多次走入姚子健的生活。采访前,我们很忐忑,也很期待,不知道这位102岁的中央特科战士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在北京地铁1号线八宝山站附近,“环视听”记者在一座老式居民楼里找到了他。

见了姚老后,我们心中更多的是震撼,是认同,是不忍。震撼的是,居然仍有一位隐蔽战线战士尚在人间;认同的是,他们在那个革命年代,用青春、用热血甚至用生命潇潇洒洒地谱写无言高歌;不忍的是,他们注定了一辈子默默无闻,只能把那些周旋于敌人之间的豪情与暗战埋于心底。

姚老有很多事记不得了。有时候,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候,他脑子里有千言万语,然而到了嘴边,却忘记要说什么,只能合眼休息。我们追问过多次,他当年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他的回答总是“不记得”“忘记了”。多少次生死考验,多少次转危为安,在几十年后,就变成一句轻轻的“忘记了”。是的,姚子健102岁了。他身边的老战友、老上司都已不在,留下的只有他,和他日渐模糊的记忆。

我们跟姚老之间隔了几代人。但我们仍然关注着他和千千万万无名战士。这些年《潜伏》《北平无战事》《伪装者》等谍战剧接连热播,不仅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追寻那个激荡年代里的动人往事,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动于那份向死而生的热忱。隐蔽战线中的每一位,都是熠熠生辉的功臣。

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

2017年4月的一天,中央特科传奇特工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听朋友说,有个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报名参加了。联系上主办方后,华克放了解到,这次活动是几名隐蔽战线战士的“二代”甚至“三代”自发举办的。他们热热闹闹地讨论着活动的具体事宜:还有谁没请到、老一辈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要怎么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华克放于是向大家推荐了一个人:“有位老战士姚子健还活着,已经102岁了。他在中央特科后期,为组织提供了不少国民党绝密地图。我们这么重要的活动,应该请他来。”大家一致同意。

华克放赶忙找到姚子健,征求他的意见:“姚伯伯,中央特科有个纪念活动,您去不去?”姚子健答应得很爽快:“去!我去看一看,听一听。”

5月23日这次聚会,几乎聚齐了中央特科战士们在北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罗青长……

姚子健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没上台讲话。姚一群代父发言,讲了父亲的特科往事。

向无名英雄学什么?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全国政协委员罗援少将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情工人员有六大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他们默默无闻,但又于无形处建奇功,一人甚至能抵敌兵百万。”

纪念会上,刘光典之子刘玉平讲述了父亲牺牲的故事。1949年10月,刘光典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然而一年后,他所在的地下党组织被彻底破坏。刘光典为躲避通缉,不得不匿居山间,掘地为穴,但最终不幸被捕。1959年2月4日,他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执行死刑,从容就义。

华克放听得聚精会神。为了这次活动,她治了腰和腿的老毛病,开会时不受病痛影响。“我听了那么多人讲述老一辈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震撼。”

周末“度假”,实为传递军事地图

姚子健的故事,丝毫不比他们的平淡。

他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茶馆。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服。

那时,同学们大多家境贫困,但渴望学习新知识,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他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怎么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着,但随时为入党做准备。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选印刷专业吧!”

当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入了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姚一群说。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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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姚子健在中共中央香港情报站。

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

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姚一群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地图有多重要?姚一群讲了个例子:“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一次,姚子健在单位突然碰到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峻。而吴锡峻的身份,是时任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未在国民党机关内部见过面。为防止见面后引人怀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姚一群说到这里,一旁的姚子健打趣道:“‘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只有鲁自诚留下了这段评价。那个年代,选择干这个,就得随时准备牺牲,牺牲了也没人知道。”姚一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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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姚子健(左)在中央特科战友沈安娜(右)家中。

67年后才知道自己的中央特科身份

姚子健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姚子健说。如果不是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的故事可能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的指示下,成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好字,她很快站稳脚跟。1938年5月,沈安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潜伏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深得国民党上司器重。后来她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坚持把开会内容转交给中共。1983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时说:“你(沈安娜)这个小速记员,不是什么官,但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

2001年,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讲隐蔽战线斗争史,讲了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的特科岁月。当时在该单位工作的姚一群听后想:父亲提过舒曰信夫妇的名字,难道父亲和沈安娜是同志?他回家一问,果然如此。姚子健听了也备感惊讶:“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就好了。”

姚一群陪父亲去了沈安娜家。两位同岁老战友和华明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经历。姚子健发现,自己早就见过华明之——他就是亭子间里的“李先生”。新中国成立后,舒曰信曾告诉姚子健:“‘李先生’真名是华明之。那时你们不能发生联系,我就没给你们互相介绍。”姚子健没想到,第二次与华明之相见,已过了60多年。华明之、沈安娜之女华克放告诉“环视听”记者,她听了这段往事后深受触动:“当时他们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和要求,没有讲明身份。那个亭子间,我妈妈也去过。就是在那里,舒曰信转达了王学文的指示,让她打入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沈安娜马上向国家某部委报告。姚子健这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才知道舒曰信的上级是王学文,但也从没见过他。直到1979年,舒曰信问姚子健:“想不想见见老领导王学文?”姚子健一听,满口答应,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

“这是一次新的长征”

2010年,沈安娜去世。2014年,罗青长去世。2017年2月,110岁的红色女特工黄慕兰去世。5月的纪念活动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位特科战士,尚在人间。

姚一群从未说过父亲的事。“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我们就知道父亲是干地下工作的,也没问他具体干了什么。现在再问,他好多事都记不清了。父亲现在每晚都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还挺关心台湾问题。”

姚子健书柜里收藏着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一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环视听”记者和他聊到这两枚纪念章时,他说:“那时候,日本那么小一个国家,怎么就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家呢?还有英国,鸦片战争时夺走了香港。现在香港回归了,别的国家又和我们有矛盾了。我们和平共处不行吗?非要占我们的便宜?”说完他闭眼休息了一会儿,补充道:“我这个想法啊,太幼稚啦。”

2017年7月30日,姚子健观看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他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要我说,这是一次新的长征。长征还没有完。一代代往下走,富国强兵没有止境。道路是曲折的,但光明的前途是大势所趋。”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正是对中央特科战士们最好的诠释。姚子健、舒曰信、沈伊娜、华明之、沈安娜等人投身革命时,不过20岁出头,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他们老一辈人,就是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去奋斗。我们作为后代,应尽最大可能核对史实,真实、准确、全面地记录老一辈的光辉事迹,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华克放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责编: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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