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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我所有文字,都是献给最爱之人的情书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1-13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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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窝头”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正在首都剧场上演的话剧《窝头会馆》11月1日正式开票,不到6个小时6场演出票全部售罄,第一位购票观众排队时间更是超过19个小时,该剧2009年首演票房便达到468万……

(1日凌晨,首都剧场门前便排起长队)

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组成的主演阵容成就了这方梦幻舞台,他们以训练有素的默契,激活一幕幕扣人心弦、错落别致的表演。而在现场看过无数遍还能把“窝头”咂摸得津津有味的,便是该剧编剧刘恒——因为“它延续我的经验和眼光,剧本台词写得过瘾”。

眼前的刘恒,头戴黑色帽子,身穿灰色绒衣、深蓝牛仔裤,说话诚恳实在、温和幽默,一如他大多数作品的风格——悲观和达观相融、哲思与批判并重。说起刘恒,人们总是先闻其作,后知其人: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菊豆》《本命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和电影《没事偷着乐》,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成为“爆款”……同时,他还是《金陵十三钗》《集结号》等作品的编剧。

如果说影像观照时代,那么刘恒便是用文字在世界上给生命留痕。他说,“不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剧本、写话剧剧本,哪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最爱的人’的情书。所有文字都渗透着我的爱。”

从这个角度看,写作与生活无异,遗憾和欢欣里,功不唐捐;苦苦求索又全情投入的创作时刻,恰似对生命的书写。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

“不能仅在节日里唱一首空洞的赞歌,我对不真诚的表达不感兴趣。”刘恒的真诚表达见诸于舞台,成为浓郁流动的生活,化为在无望岁月中挣扎但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生活的底层人物群像。

《窝头会馆》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话剧,显得有点“特别”。剧中没有正面处理新中国成立的必然性,而是迂回地通过对解放前北平破旧院落底层人物点滴生活的描写,洞察和折射一个旧时代的崩溃。剧中作为父亲的苑国钟,在临死前如梦幻般说出“我儿子要坐着火车去新中国”的愿望,描摹出的,正是新社会到来的必然前景。

“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或许一个也比一个难。”刘恒坦言,话剧传递信息的方式很古典和特别,但他依然最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舞台的生动性。在“雕塑像”的过程中,他一方面从历史资料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调动个人的生活经验——从小住在胡同的生活环境和见闻轶事。在他看来,《窝头会馆》不仅是向生活致敬,也是向遥远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致敬,向北京人艺的独特风格致敬。

“我理解的人艺风格包括老北京杂陈的味道,底层人的善和‘小九九’,市井里的幽默和适度的粗鄙等等。”《窝头会馆》的三幕戏剧结构,让人不自觉联想起《龙须沟》和《茶馆》,苑国钟式的走投无路和自我调侃像极了老掌柜王利发的背时倒运,有着共同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审美意味。然而,这种致敬并非克隆经典和自我禁锢,“我希望能在这部剧里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风格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

被郭沫若赞誉为“片言震聩聋”的老舍先生幽默而地道的京味语言被刘恒沿用,但在具体风格上又求新变异——不分心情和对象地嘴不得闲和打趣贫嘴,又不乏自我解嘲和穷开心式的通达,正与刘恒笔下塑造的贫嘴张大民有一脉相承之处。

对于刘恒,用一个月写成剧本时一遍遍读台词是过瘾的,建组会上读到苑国钟的死时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是过瘾的,而最过瘾的,是剧本有着不竭的生命力。导演林兆华对结尾苑国钟之死的处理区别于刘恒写实性的原有构思,舞台最终呈现的是时空静止状态,用叙述感很强的语言代替内心独白。“我觉得处理得很巧妙,是种穿透现实的飞跃。剧本是路线图,舞台是目的地,但路线图不能代替长征。”在这样的长征路上,剧本被一次次激活。

(编剧刘恒、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导演林兆华在排演现场)

“剧本离开了我,就是死的东西了吗?不是。无数人会替我复活它,新导演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处理,新演员会按照自己的认识去表演。我的剧本会随着一代代人的加入在不同舞台和不同时间展现出不同风貌。”他将电影比喻为电影剧本的墓志铭,因为被胶片定格后剧本再无延伸,“而话剧剧本是话剧的源泉,永远在流淌”。

《窝头会馆》是刘恒的话剧处女作,现在,他想“再写几个剧试试,写不一样的人物”。实际上,《窝头会馆》还有个副标题,叫“父与子”。下一步,他将以此为主题根基,再写两部话剧,组成“父与子三部曲”。

写作者都背着一口苦井

从1977年刘恒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文学之路已过40年,现在,他将文字视为人生的一根拐杖,让自己走得稳一些。他一直坚信,戏剧、文学及艺术皆是表演,在追寻生的意义和价值。“编剧也是演员之一,是用生命的一部分去塑造和完善作品、用文字表演的人。”

现在,刘恒用毛笔写剧本,笔间揣摩中有思考的沉淀,在蘸墨落笔时搭建人生的悲喜剧。而过往的每一场“表演”,无不凝练着他对生活的细腻感知和痛苦的创作思索。正如刘恒在他的自选集《虚证》的前言里写的那样:在薄薄的纸页上可以盖天堂,也可以搭地狱,而且随时都可以找到摧毁它们或使他们不朽的理由……真的世界处处是法则,以小说来完善它,或粉碎它,是墨客们古来难全的呆梦——写小说是件痛苦的乃至绝望的事情。

作为《少年天子》的编剧和总导演,刘恒在创作过程中赶上父亲病故。“电视剧写了还不到十集,就已经开拍了。我住在剧组里,看每天拍完的片子,看完之后和演员聊,聊完之后,我趴在桌上继续写。当时写作的时候,我痛哭出声,但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桥梁,帮我渡过这条悲剧的河流。最后我把这部作品当成献给我父亲的文字。”

当人们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总会被剧中的幽默所感染,但事实上,刘恒当时在一个没有电梯、没有空调、只有一张双人床的6层楼顶楼房间完成的写作,家里全是音信隔断的,每天晚上到附近打公用电话和爱人说两句话——那是他一天中唯一说的几句话。

写《集结号》时,他找了一百多本关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战争回忆录、第一线指战员的日记,各种各样的资料、图片去阅读……

谈及这些创作中的痛苦,刘恒云淡风轻又似乐在其中。“哪个伟大的写作者不是痛苦异常?所有的写作者,都背着一口苦井,苦是源源不断的,但痛苦是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挖掘痛苦、表达困惑,是他写作的源泉,也成为他写作的意义,因为,“写作是一种善行”。

写字台后、孤灯下,那就是他的位置,就是他耕种的土地,在他看来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因为他的“表演”里,既有作者的语言,也有读者的语言。“当我们真诚时,读者在我们的作品里发出拥戴的潜台词,而一旦我们虚伪起来并且自以为可以哄骗读者的时候,我们将在自己的作品里看到读者的咒骂与蔑视。”而这种“表演”归根结底又将还之于读者,“年轻时候写情书是给对方看的,希望讨好对方;现在‘讨好’读者,而且还想‘讨好’未来的一代又一代读者。”

精神产品在于时间上的延续

金鹰奖、飞天奖、金鸡奖、华表奖……荣誉等身的刘恒却经常选择“主动淹没”。《集结号》的首发仪式上,他在郊区写剧本而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窝头会馆》在上海演出完谢幕时,演员们在台上喊他上去,他转身便溜出剧场……如他自己曾言,“编剧要做独行侠、苦行僧”。

在独行和苦行的旅程中,刘恒觉得最重要的是洞察的能力,洞察世界,也洞察自己,在这之间找到平衡。“最主要是洞察自己的弱点,一个写作者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通常写作者都认为自己写的是最好的,看不到自己毛病在哪里,这就是上帝的障眼法。只有突破了眼障的人,才能走到前面去。”

上世纪70年代,刘恒在一个小说刊物做编辑,有大量作者投稿。他收到一些因痴迷于文学而妻离子散的作者稿件,这些作者认为自己是“现代被埋没的曹雪芹”,但刘恒说,“拿他的作品来看,第一眼就知道这个人的文字不过关,因为彻底缺少对自己的洞察。”刘恒坦言在创作中时常处于自我贬低的状态,今年63岁的他“现在觉得随遇而安,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之后,希望尽自己所能在知音间引起一些共鸣。”

即使是看到了自身局限性,刘恒也并没有停止持续向前的脚步。在他看来,中国编剧今天面临的可能是最好的时代,十几亿观众群、海外市场的拥戴、资本和市场的支撑,但作品多精品少的问题更加突出。“精华的东西必然生命力最强,经典的作品必然会留存久远。精神产品不在于短时间内覆盖面多大,而在于时间上的延续。”

事实上,时代、环境、市场与创作者的关系始终平等,它们不会击退或者吞没创作者。创作者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时代就会怎样对待创作者。一个编剧,积极而主动、勤勉而坚韧,踏踏实实地琢磨钻研,不谄媚和屈从于所谓大势,时代便没有道理抛弃他,作品也不会过时。在刘恒看来最重要的则是“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题材,竭尽全力把它做好”。

(《金陵十三钗》编剧刘恒、原著作者严歌苓与导演张艺谋)

他在北京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正是表达了创作者心声:我们是以笔为生的人,我们的每一个字和每一篇文章都将贡献出来,去塑造我们共有的精神纪念碑。在民族灵魂的历史上,必将留有我们渺小的坚实足迹。

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让刘恒的写作和表达成为一种惯性,更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做了一种极端假设:“某一天真要封闭起来,只要带着一些书和一些书写工具,我能生活得非常惬意,当然——还得有食物和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有何不可?”

我想,这种大胆的假想来源于一种艺术自信,刘恒所说可能要躲进的理想小楼必然不是固步自封之域,从小楼的轩窗向外望去,应能见时代风云,亦能窥人情冷暖。(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王瑨)

责编:张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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