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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的电影没有离开过当下中国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1-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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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显然已经不是拍《小武》时那个贾樟柯了。

我们在北京老城区的一个院子聊天。初冬的北京,雾蒙蒙的。他手指间夹着一根雪茄,也不点,只是夹着。“这两年改抽雪茄了,”他说,“过去抽烟抽得太厉害,一天3包,晚上回家全身抖,自己都怕了。”

他穿着墨绿色羊绒衫,肚子有点凸出来的意思,也许是中年发福,整个人都比从前圆润了。脸也圆了,眼角开始有点往下走,鼻梁高高地挺着,愈发地像一个晋中男人。

今年,贾樟柯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由他任监制,并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导演参与拍摄的金砖五国首部合拍片《时间去哪儿了》在全球上映了。今年的金砖五国峰会在中国举行,首届金砖五国电影节也在中国举办,由一位中国导演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贾樟柯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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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他在家乡山西举办了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也由此被他命名为“平遥元年”。平遥影展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电影、也让中国观众更多地了解非西方商业电影的平台,从而促进中国电影创作和观影需求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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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他有一个人人皆知的绰号——“假科长”。关于这个绰号的来历,他曾经在书中写道,有一天他在北京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淘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突然对他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这一年是《站台》拍摄结束后的第三年。贾樟柯在第二天打车回到小店,买回了那张“假科长”的《站台》。他在书里写道:“就像布莱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

对于贾樟柯来说,那意味着一个时代。从1998年的《小武》到2017年的《时间去哪儿了》和平遥影展,这其中微妙的变化,世人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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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到中年,忧愁上身。”我问他中年是什么感觉,以为他会述说种种危机和烦恼,但他却说,就是走到了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精力、体力、经验结合得最好的时期,要“承上启下”,要做更多事情了。

这两年,他搬回老家汾阳住了。现在,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一半的时间在汾阳。在老家的时候,他每天看书、写作、睡午觉、发呆、散步,找一起长大的兄弟喝酒,听他们叫他的小名“赖赖”,他说这才叫生活。

他告诉我,他在老家每天散步的那条路,县里准备开发起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因为这是导演“假科长”散步的路。他还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彩色鞋底的霹雳舞鞋,坐在瀑布上流的石头上,柳枝垂下来。

他写道:“也曾浪漫”。

中国电影是时候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了

人物工作室:中国已经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展,为什么还要办平遥国际电影展?

贾樟柯: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一直特别想办一个以非西方商业电影为主的影展。现在虽然大家能在网上看到的电影特别多,但主要还是西方商业电影。在这些电影之外,比如亚洲电影、南美电影、东欧电影等,观众不太能注意到。但是作为电影工作者,我知道这些地域,包括中国,其实是电影创作最活跃的,无论是电影语言、手法的创新,还是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的理解,我觉得都是成就非常高的,几乎是世界电影最有活力的部分。我想做一个电影展让观众了解这部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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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情况变了,过去我们每年只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现在我们每年生产近800部了。这么大的产量,实际上从产业上来说是做强了,但我觉得产业的影响力应该转变为文化的影响力,所以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电影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年产量只有200多部时,国际影坛是容易发现这些电影的,但现在有800部电影,大家就都看不过来了,就需要电影节、电影展来发现和梳理一些被埋没的好作品。特别是年轻导演,通过电影节展这样高效的平台把他们介绍到世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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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觉得也应该在中国逐渐建立起一个评价体系。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从1998年开始带着电影在全世界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一部分,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中游走,接受着国际的评判。我们一直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非常有公信力、非常专业的平台,中国的观众、中国的影评人、中国的媒体也能形成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从而在全世界提出中国的观点,我觉得建立这个体系的时机现在成熟了。没有今天这样的产业基础,我们很难邀请到这么多国际影片。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我觉得我们的产业应该升级了,应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电影评价体系,把市场的体量转化成文化的影响力了。 

观众需求多样化是创作和市场进步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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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工作室: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取得的效果怎么样?对于你个人来说,平遥影展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之间,你有特别看重某一方面吗?

贾樟柯:平遥影展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超乎我们的预期。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电影的多样化确实被人们注意到了。影展期间,我们的上座率高达93%,这些过去在影院里不太能看到的电影开始有了观众基础,这会慢慢改变观众消费电影单一的现状。

我们一直说中国电影要多样化,电影结构要优化,电影质量要提升,其实这要依赖的基础除了创作人员之外,更主要是观众。观众开始有这样的观影习惯,开始接触到好莱坞之外的更多样的电影,才能形成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平遥电影节期间,我们估算有一半的观众是本土观众,有一半是外地来的,学电影的、电影爱好者等,所以从观众的结合度和影片的受欢迎度上,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活动多举办的话,可以为形成多样化的电影需求培养观众基础,这种观众基础是创作和市场进步的最大动力。

从国际来说,这次影展也是相当成功的。这次所有的外语片都有发行代表来,他们非常期待通过平遥影展看到中国观众对他们电影的真实反应。这是一个文化影响力的问题,中国观众怎么看、中国媒体怎么评价、中国影评人怎么评价,对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这3个层面的声音也是平遥影展可以传达的。过去这3种声音可能别人也不是特别重视,但这次完全不一样,我们每天都有简报,每场放映之后都有问答,发行代表都在仔细听观众反馈。

人物工作室:办影展的贾樟柯和拍电影的贾樟柯,需要转换吗?

贾樟柯: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办展跟个人创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活动,确实考虑的事情会比较多。但同样,电影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是要靠市场来解决。平遥影展就是通过市场来解决一些难题,比如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去年我们成立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也是希望在终端上通过产业的方法来拓宽艺术电影的放映渠道。平遥影展也是这样的一种延续,希望通过节展来改变电影领域亟需改变的一些问题。   

《时间去哪儿了》不是命题作文

人物工作室:今年你担任了金砖五国首部合拍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的监制,同时也是5国导演中的中国导演,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这个主题是你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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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时间去哪儿了》上映前这一路路演,很多人说,“贾导,你们这个命题作文做得好。”我说,这不是命题作文,是同题作文。 所谓命题作文,是人们一想到这种创作形式,就觉得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命题。但《时间去哪儿了》恰恰不是。它有政府背景,是因为金砖国家峰会今年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电影节在中国举办,主办者就提议说五国导演一起合作拍电影,我觉得这个提议对我来说是充满新意的。但是这需要我们5个导演在一起寻找一个共同的主题,“时间去哪儿了”是我们经过头脑风暴,在诸多的选题中最有共鸣的一个,这是艺术家非常自主和独立的创作。

人物工作室: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办方找你来做这个事? 

贾樟柯:我觉得还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因为希望组合到5个国家都有国际影响力、同时又处在创作一线的导演。一方面基于我自己过去比较国际化的电影工作,容易组织起创作团队,因为可能我们跟印度、俄罗斯打交道比较多,跟巴西和南非就比较陌生,而恰好我对这些国家的电影还都有了解,算是有资源优势;另外一方面,我这几年差不多以两年一部的节奏在拍片,确实还处在创作的活跃期。 

人物工作室:从拍《小武》《站台》《世界》,到今年拍《时间去哪儿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年贾樟柯变了,离主流文化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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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觉得是中国的改变,对文化认识的改变。很多时候创作者个体的目标和整个国家大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能路径是有待讨论的。所谓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比如我20年的电影工作,包括公共发言,都一直在强调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20年过去了,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说明我们个人跟国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再比如文化自信,我20年前就在谈,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创伤就是让古老的国度丧失了自信。现在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一个好事情,在这个共识之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跟自己的理想是顺应的,而不是违背的。

人物工作室:最近几年,您在国内外电影官方与民间交流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文化外交活动不止是体制内要做的事情,也是文化工作者应该做的。过去的电影工作者只是单纯地创作,这确实跟国家和产业的经济体量有关,很难想象10年前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财力来做这样的事情。平遥影展是一个全市场化运作的影展,今年吸引到的市场化合作的品牌就特别多。过去,中国没有这么活跃的经济,这是办不到的。

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物质条件的时候,文化交流就不仅是官方的,也应该是民间的。比如就平遥影展来说,它是政府指导、企业主办。政府指导就是广电总局、山西省委宣传部、晋中市委市政府,从宏观的文化安全等导向上进行指导和把控,企业主办就是由平遥电影展国际有限公司来进行整个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运作,让这种节展不是一直都靠政府输血,一断奶就存活不了。

艺术家不应该扼制自己每个阶段最真实的情感

人物工作室:过去这些年,仍然存在很多对你创作的质疑。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贾樟柯:这种评价已经基本上伴随我的创作将近20年了。我的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离开过当下中国,而且我的人物都跟社会政治经济没有切断过联系。我们整个社会目前还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期的特点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改变会对每个个体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小县城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我一直在专注地研究转型时期一个个体怎么受到社会的影响。当你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他背后有丰富的社会信息,可能就有人觉得你是不是在贩卖这些社会信息。我觉得创作不应该被这些评论干扰,因为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本身,社会在塑造人,创作中也不应该把人真空化。这是一个导演对自己生活最全面的反映。 

人物工作室: 但在实际操作中,花很多心血拍完一部电影,最后不能上映,也不能参展,会不会想为什么还要坚持来做这件事? 。

贾樟柯:从创作规律上来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扼制自己每个阶段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如果同样一部电影,也许10年后可以让我拍了,但可能那时候已经不是我当时最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了。我自己这19年,一直是在每个时间段创作自己最性命悠关的东西,同样的东西过10年可能就不是我最想要表达的了。我觉得要及时把自己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另一个,我觉得一个作品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可能在传播上受到了影响,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它放在那,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发挥它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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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走亲戚,见朋友,过生活

人物工作室:人到中年,在事业上、生活上,有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吗? 

贾樟柯:个人心态没有太大变化,前几天有人给我做心理测试,说我的心理年龄是27岁。但我自己觉得我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段,精力、体力、经验三者结合最好的时间段,可以做更多的事。所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比较多,一是40多岁我觉得精力充沛,二是干了20年电影,我觉得也相对有经验。可能20多岁的时候精力更好,但是没经验;可能再过十来年有丰富的经验,又没体力了。现在无论是拍电影做导演,还是做与电影相关的事业,确实都允许我多做一点事情。

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到了40多岁会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感觉,比如做电影节展,从策展上我就说平遥影展要注重学术梳理,比如说我们今年做了梅尔维尔回顾展,明年可能会做别的导演。对前辈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精神的梳理、继承,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文化是靠积累的,电影文化有个特点,就是人们求新,但是创新精神也都是从对传统的了解和掌握上来的。“启后”就是要多做一些帮助年轻导演的事,过去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什么资源都没有,什么影响力都没有,也帮助不了别人,现在有些经验有些资源了,能做一些帮助年轻人的事就做一些。我觉得承前启后确实是这几年应该做的事。

人物工作室:搬回老家去生活,是很多人到了中午想做又做不成的事,一方面家乡可能确实不足以承载个人事业的发展了,另一方面也可能家乡已经成了回不去的梦乡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回忆中的样子了。你回家乡生活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有什么改变吗? 

贾樟柯:我回老家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是没亲戚,我所有亲戚都在老家。我就想我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就是在北京的朋友也都是工作后认识的,但是家庭生活是没有的,比如结婚、过寿这样的事我在北京从来不参加,家族生活就消失了,从小认识的朋友谈的一些话题也从来不会触及。最主要就是生活的节奏,只要我回老家,我就觉得一天特别漫长,只要我回北京,我就觉得一天特别短暂。

在老家,我一般上午八点多起床,主要是回信,中午吃过午饭睡午觉,两点多起来写剧本或者看书,一直到天黑,然后就约朋友见面,觉得一天好长,可以办好多事,可以很享受,某种程度上又回到过去中学时候的那种生活。

最主要的是,创作确实有点像长跑,写剧本不能说今天一时兴起写10场戏,接下来半个月又不写。回到老家生活是很规律的,我可能确实坐在电脑旁边四五个小时没写出一场戏,但它是个思维的过程,是个投入其中的过程。

我写剧本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不管我写了多少,提笔之前我会再看一遍,比如我已经写了3场,我会看完前3场再接着写第四场,到后面就会读的时间越来越长。比如我已经写了90场了,今天提笔之前我还是会把前90场都再看一遍,一直看到现在要往下发展。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个语言叙事的有机体,你不能截面式地过来就往下写,需要带着阅读积累的东西。去年我写了3个剧本,我觉得效率特别高,有时候我确实是坐在桌前发呆,但这也确实是一个连续的情感过程。 

人物工作室:两年一部作品,创作的频率算是挺高了,写剧本要花时间,拍摄和后期也要花时间,这么忙,创作的素材都怎么来?

贾樟柯:我们自己也在生活里面,虽然是电影工作,但写作过程中这些人物的出现、故事的出现,是建立在你对生活的理解基础上的,再加上想象和虚构,才能形成人物形象。最近几年,我都会先想好我想拍一组什么样的人,然后才开始写剧本。人物形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你再有多少生活,没有想象都是不可能变成作品的。同时你对人情世故没有了解,光有想象,可能也没那么贴切,这是相辅相承的。

人物工作室:大部分作品都在家乡拍,是因为对家乡的眷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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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首先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拍山西跟拍河南、河北都差不多,地貌、人的生活情况都相似。拍家乡对我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我容易建立起我写作过程中所需要的空间,我去想象一个人物、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带有我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的空间结构,比如说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人口,城边上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大学,有没有铁路……这个美学上的地图不一定会变成作品中的内容,但它是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半径,对人物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我的电影中经常出现“汾阳”,电影中那个地方叫“汾阳”,但其实很多镜头不是在汾阳拍的,它是结构起来的,每一次电影中的“汾阳”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汾阳没有黄河,但是《山河故人》我觉得应该在一条河流旁边,因为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应该是有流动感的。

另外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我现在写作的时候,特别是写人物对白的时候,都不太用普通话思考,一般都用方言思考,因为我觉得方言传达感情的色彩更纯粹,普通话有它的局限性。方言都是古老的语言,在情感的表达上更细腻、更准确。比如广东方言里,男女表达我很“中意你”,普通话没有“中意”这个词,但“中意”这个词很准确,就是刚有好感,还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意思在里面,它的信息很丰富。比如“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我爱你”可能太过了,还没到那个阶段,“我喜欢你”可能又没那么刻骨铭心,“中意你”确实就在情感定位上更准确。所以我自己拍山西也跟写作思维所使用的方言有关系。可能如果我是个河南人,就都拍河南去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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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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