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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年终盘难点,上海社会治理再下“绣花针”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7-12-07 19:46

大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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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第一睦邻中心的“空中花园”。资料图片

又到岁末,各地都开始了大盘点,今年,上海的“年终盘点”有点特别——

全市上下都下沉到社区、企业、乡村,启动一场场专项调研,对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社会治理是大调研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2014年初,也是一场全市大调研,启动了上海社会治理创新。3年多来,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全面回归公共服务,“睦邻中心”建起来了,“小巷总理”底气足了,“美丽家园”不再是梦想。 

然而,242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创新治理并非一蹴而就。对照十九大提出的目标:“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上海社会治理仍有许多痛点、堵点、难点需要突破。

上海“年终盘点”盘出多少社会治理难点,这些难点如何破?

来,跟着大江东工作室一起随着上海基层干部去调研。

舍得绣花功夫,啃下“硬骨头”

11月24日下午4点,南京西路上出现了一名特殊的“巡逻员”——静安区委书记安路生,身为南京西路“一级路长”, 他每个月至少上路巡逻一次。

当月,安路生两次“探路”,既是例行巡查,也是对南京西路一处违建整治专项调研。

邻近南京西路的青海路44号是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居民区内最后一个成片违建。这幢建筑建于1935年,主楼,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租赁使用;附楼的二、三层,住着10户人家,最长的在这里住了近60年。

幽暗、逼仄的楼梯,狭长的走廊,水管、电线在墙壁上交织出“蛛网”。没有独立煤卫,居民在走廊、天台搭出厨房、卫生间,数十年累积,已搭出违建14处。

拆违容易,居民安置难。因为是非居住直管公房,置换缺乏法律依据,成套改建成本巨大,导致难题长期搁置。

“硬骨头”还得啃!

违建要拆除、居民困难也要解决,这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痛点、难点。

街道与各分管部门一起反复勘察,寻找整治突破点,区级层面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支持,单单整改方案就已经做了好几套,最终拿出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疏堵结合方案,政府投入一点、单位支持一点,居民诉求标准降低一点,部分成套改建。这一套方案能不能为居民接受?12月3日,街道和居委会干部拿着改革方案,逐条与居民沟通,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首肯。“还剩下两三户,我们再和居民细致沟通。”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惠诊说。

也是在11月份,普陀区区委在全区调研,82个部门和单位,285条问题,不少涉及社会治理,调调直指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痛点——

区内卫生资源、文化设施分布不均,原西北老工业区内要不要布局一家三甲医院?苏州河上再建9座桥的规划出台了,如何尽快落实,方便周边居民通行?有着20年历史的水产大市场关闭一年了,附近居民翘首以待新规划,蓝图如何画?

……

过去几年,上海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上已有不少探索和成功经验,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面对挑战?舍得花“绣花功夫”,方能换来“美丽家园”。

练就“绣花功夫”还要靠长效机制。

“路长制”就是静安区探索精细化治理的新机制。全区共246条道路,一路一长,区四套班子25个局级干部在重点路段当“一级路长”,各街镇180多名处级干部分别担任246条道路、319个路段的“二级路长”。做了路长,就要负责任,街镇“二级路长”必须每周全程走一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自今年6月启动至今,一级路长上报的问题699件,截至目前,已整改完毕530件;二级路长发现的问题1.5万余件,已完成处置98%。

良性互动,更多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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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延吉社区第二睦邻中心。资料图片

下一站,我们来杨浦区看看。定海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吴岩正忙着协调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市房管局专项调研事宜,调研题目是小区停车难。

“停车难”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说,是大问题,也是老问题。

和乐苑、和润苑是定海路街道两个动迁回置小区,因为地面收费比地下车库便宜,地面停车“一位难求”,地下停车场却空空荡荡。居民投诉地面活动空间被侵占;车主希望地下车位租金能惠民;开发商也委屈,车库管理维护都需要费用。

愁眉不展之际,一家专业机构的解决方案让吴岩眼前一亮,解了燃眉之急。

“夜间,将小区溢出车辆代泊至就近的超市、大学,缓解小区车位紧张;白天,将小区闲置车位提供给周边上班族,收入用于小区环境整治。”方案不仅设计了产权车位、机动车位的不同停车规则,制定潮汐收费方案,还依托大数据,设计了与周边机构停车资源共享办法。

停车难的破解过程,增强了吴岩们学习贯彻十九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部署的自觉性,“社会治理要跳出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路,吸纳更多主体共同参与。”

近几年来,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让基层获益良多。杨浦区有54个睦邻中心,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运营,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助残、亲子、心理咨询等公共服务。目前,上海已建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39家,服务网络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全覆盖。

“共治共享体现着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说。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一词使社会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治理,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身处社会治理前沿的基层干部也敏锐地发现,“过去,社会组织是补充、参与到社区服务中。现在,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前不久,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团局等部门集中发布了一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推荐目录,189家社会组织被列入。目前,市一级和浦东、静安等13个区均出台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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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睦邻中心内亲子乐园。资料图片

松绑放手,激发自治活力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郊区金山,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民宿业发展大调研。

此前,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庐考察了民宿。桐庐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的融合发展,以及政府、村民、企业的良性互动,给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新型生态社区带来了新思路。

过去两年,包括金山区在内的上海各郊区以“五违四必”整治为契机,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新型生态社区,河道的水变清了,宅前屋后绿树成荫,田间窝棚乱搭建的现象不见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除旧革新,重塑着乡村。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大文章,不仅要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能不能从民宿产业入手,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由外及里再造乡村?

“民宿业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入口,它对乡村文化、自然环境的重视和利用,天然与乡村治理建立起紧密关系。对民宿业感兴趣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乡村有了年轻人才有希望。”金山区旅游局副局长周仁辉说。

但是,回到乡村做民宿的年轻人唐春海却感觉自己缩手缩脚,且不说现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约着民宿的发展,单单自己租借的农宅前后环境治理、规划,唐春海也说不上话、使不上劲,“如果围绕民宿发展有一个自治平台就好了”。

将民宿做得风生水起的本地人曹月芳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曹月芳原来从事旅游业,退休后,将廊下镇山塘河旁旧仓库翻建,办起了一间民宿。坐落在竹林间的两层小楼,廊前是新翻的田地,屋后是自家菜园,屋内挂着金山农民画、土布饰品,处处透着金山民俗文化。

周边许多农户找到曹月芳,要将自家到房子交给她做民宿,曹月芳不敢接,“民宿政策门槛高,普通农宅要做民宿得过许多‘关’,要和各政府部门打交道,和本地村民、村委相协调,又没有任何沟通平台,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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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嘴渔村隐藏了不少美丽的民宿。资料图片

从浙江、云南等地调研回来的周仁辉们意识到,民宿要发展,乡村治理资源要盘活,政府还需再放手。在充分调研、借鉴其他地区民宿业发展的基础上,金山区出台了《促进民宿业发展的意见(试行)》,民宿市场向个体经营者开放,通过联审联批的方式减少关卡,让市场更开放、监管更科学。

政策扶持之余,另一种形式的“松绑”也在酝酿之中,“引导民宿业发展的最佳方式还是行业自治,政府当鼓励民宿业成立行业协会,用行业自己的力量来规范推动业态发展。”

过去几年间,自治与共治是上海社会治理重点探索领域。在基层社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等,各种自治议事平台,让居民拥有更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社会内凝心聚力的自治平台突破了以往社会治理的困境,沟通了自下而上的通道,正盘活基层治理网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有更大作为,上海探索方兴未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郝洪  叶琦)

责编:陈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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