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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回忆:我所认识的单士元先生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2018-03-03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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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在北京市有关古建筑园林的会议上和活动中,有时会出现三个姓“单”的参加者,即80岁左右的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先生,60岁左右的北京市绿化委员会主任单昭祥先生,40岁左右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每当这时,单士元先生都会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单老”,单昭祥先生是“老单”,那么你就是“小单”了。如今单老已经在20年前离开了我们,老单也早已经退休,我也被人们称作“老单”多年。

对于故宫人来说,单老是永远的“单老”。人们说“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单老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比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间还早10个月。单老讲“当初进故宫,说是点查6个月的文物,没想到干到了一辈子。” 1925年10月10日,单老见证了从皇宫走向故宫博物院的伟大时刻,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到1998年去世,单老供职故宫博物院74年,终身未办理退休。在故宫,他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日伪统治、解放接管、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又迎来了改革开放,可以说历尽沧桑,但矢志不渝。他说“在故宫见到过五种旗帜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故宫里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又见到建国后的振兴走向富强”。

2017年是单士元诞辰110周年,故宫在东华门的古建筑馆特别举办“故宫古建守护者单士元专题展览”,同时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回顾其与故宫水乳交融的一生,我们更需要思考,在当下,应该如何继承他丰厚的精神遗产。

18岁与故宫结下了终生之缘

单老于1907年12月出生于北京,自幼家贫,矢志于学,喜爱研读文史,在新旧教育制度转化期,以半工半读形式完成了早时教育。1920年他被录用参与朱启钤为监印总裁的重印四库全书补抄工作。1924年单老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胡适、沈兼士等大师名家,潜心文史研究。同年11月,由李煜瀛任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8岁的他又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身份,随沈兼士等教授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故宫的坤宁宫、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端凝殿等处的文物点查事务,从此与故宫结下了终生之缘。

仅仅10个月以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当时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点查宫中物品,另一方面筹建两馆一处,即图书馆、古物馆、总务处,图书馆下分设图书部和文献部两个部门。文献部由图书馆副馆长沈兼士教授主持,由于单老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研究课题为“明清史及其档案研究”,因此被分配在文献部,以整理原皇宫中旧藏历史档案史料文献为主要职责,由此得以博览群籍,潜心进行明清档案的研究,并完成了在故宫博物院供职后的处女作《南三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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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左一)1937年与同门学长张鸿翔、吴丰培、商鸿逵(左二)为孟森师(左三)祝寿

1929年,朱启钤先生在北京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亲自任社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两位教授分别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单老经许宝蘅先生引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文献部编纂一职,参与四库本与陶本《营造法式》的互校,完成了《营造法式》最后的校订工作。

1929年单老以《清代文字狱》为报考论文,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成为国学门研究生,其第一专业为明清史档案金石学,第二专业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师从沈兼士、陈垣、朱希祖、孟森、沈尹默、刘半农等著名教授。这一时期,单老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又继续在故官博物院文献部工作,还要任中国营造学社编纂,三者兼顾,十分繁忙。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当时云集了众多的鸿儒贤哲,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单老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对历史、文化和建筑的认知均已有不同常人的见解。

单老在北京大学上西洋建筑史课时,听陈衡哲教授讲到:“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更缺乏专门研究建筑的人才,因此被人瞧不起。”这一席话对他触动很大。中国建筑独具特色,辉煌灿烂,但是在世界建筑史中却无一章一节,有的外国人甚至说中国人没有本领研究自己本国的建筑文化。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单老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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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右二)1930年整理清代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单老以倍增的热情投人到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大致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未修缮过,“许多屋顶生树,从树根的粗壮判断,有的已是达到百岁的年龄,在砖券结构上的树,更是根深蒂固”。在各个宫殿院落中积土成堆,宫城为土所培,高约三米左右。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门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教授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郑重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老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他长期以来在建筑史、建筑理论以及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应用和施展,他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文物毁了,就像水泼了,是收不回来的”

在《故宫史话》一书中单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代表了对故宫的情感:故宫是“民族建筑艺术集大成,其工程之艰巨、规模之宏伟、工艺之精巧、创造性之丰富为世界所罕见。它不仅是东方的瑰宝,也是世界上的奇迹”。

在主持故宫古建筑保护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使用原材料、原工艺的做法,反对大拆大改,反对“焕然一新”。他强调古建筑的维修不同于简单的修房子,要在忠实历史,保护历史的前提下进行,不能把故宫修成“新宫”。文物毁了,就像水泼了,是收不回来的,这样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单老根据故宫古建筑保护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研究课题,特别是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制定维修保护规划,提出“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筑维修保护十六字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符合此后出台的《文物保护法》精神,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使故宫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始终保持很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而单老是名副其实的故宫古建筑保护之路的奠基人。

单老认为,“几百年前的工程师和工匠通过他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建筑,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的考验,仍屹立在祖国大地上,虽然在使用上已不符合今天的需要,但它已成为祖国重要纪念性的文物,在保护它时应不改变其面目,并尽量使用它的原样材料,以供后世的学术研究,建筑科学研究,假使古建筑通过我们手将形式和材料都改变了,那它已不是古建而是新建了。将几百年前智慧的工程师们的创造湮没了。今后对中国建筑法式材料技术等进行科学研究时,在实物参考上也将无处凭借”。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需要对故宫古建筑进行维修保护,重点是午门到神武门中轴线上各重要宫殿的油饰工程,特别是外檐彩画残坏脱落,需要重绘。单老在主持施工期间,不断组织查阅文献资料,请教经验丰富的工匠技师。在太和殿、太和门除去了袁世凯称帝时残存的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重新恢复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 在他的领导下,这项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如期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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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竣工,单士元(第四排右二)与施工人员合影

按照单老的安排,在太和殿外檐重施彩画的同时,又为殿内六根高大的蟠龙金柱重新贴金。这六根金柱竖立在宝座前东西两侧,各高三丈,柱上各有沥粉线条粘绘的巨龙一条,维修保护工程十分复杂,难度很大。单老多次到现场仔细检查,特别嘱咐“金箔要贴牢、粘严,不张嘴,不鼓包,碎片要拾起”,如今这六根金柱依然金光闪闪,夺目生辉。

单老强调故宫古建筑修缮要重视质量,防止建设性破坏。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对古建筑维修保护和保护老人身体一样。外科手术大夫动手术要慎重,保健医生、护士要动脑筋。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保健医生、护士不积极想办法,外科医生太热心了。”针对当年军机处修缮工程,单老于1986年6月在笔记中写道:“军机处为清代二百多年政治枢纽,历史性极重要。设计者竟按一般民居小房计划,原状悉遭破坏,典守者不得辞其咎也”。又如神武门两侧城墙,因“在大雨中用劣质砖砌紫禁城墙,”城砖泛碱,“出现白色紫禁城”等。

紫禁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单老的深情厚爱。故宫奉先殿,原是皇宫的家庙,每座祖龛,都是由楠木镂空、贴铂罩漆制作的“小型宫殿”。“文化大革命”中将奉先殿辟作展厅,拆下的木构件堆放在库房里,曾有人出高价购买,要的是楠木材料和表面的贴金。单老知道后予以阻止,并曾想拼凑成原样,作为中国建筑类型的一种典型加以展示。这些遗物至今还在,使恢复奉先殿原状成为可能。

传统工艺师不能成为绝响

古建筑维修保护最需要的是人才培养。解放初期,故宫曾成立建筑研究室、工程队、砖瓦厂,并曾对上万间宫殿逐一进行调查,区分明清两朝时代伤损程度,按照当日工种进行古建工程,其本要有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糊八个工种,而如今这些早已不存。当年单老就呼吁:“应该注意培养古建筑人材。近年来熟练的有传统工艺技术的哲匠日见其少,新起的匠人也缺乏学习的机会。今失不图,传统工艺师将绝响,包括制造砖瓦材料之工艺及质量。”单老立志建立起故宫古建筑保护的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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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左后一)20世纪50年代与王璞子(左前中)、蒋博光(右前一)同工人一起运料。

明清两代在故宫修缮工程中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包括设计、估算、结算、监工、验收、釆木、采石和其他多种建筑材料,以及分工经理人员,组织齐全。单老通过各种可能条件,积极在社会上寻找手艺高超的工匠,到故宫博物院来传授技艺,集中聘用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优秀工匠师傅,不仅保证了古建筑维修保护的顺利进行,还为故宫博物院留下了优秀的施工队伍,同时为故宫古建筑技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当时,故宫古建筑保护团队中,有十位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不同工种的杰出工匠,被称为“故宫十老”:杜伯堂、马进考、张文忠、穆文华(木作),张连卿、何文奎(彩画作),刘清宪、刘荣章(石作),周凤山、张国安(瓦作)。这些工匠师傅技术精湛、经验丰富,退休前不仅对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作出过突出贡献,而且对维修保护方案的制定,以及解决维修保护中的技术难题,均起到过重要作用。单老深知这些工匠师傅的重要性,为了使他们的技艺不至失传,特意将这些工匠师傅挽留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

单老尊重工匠,将他们当作合作伙伴对待,他主持的维修保护工程多与工匠师傅们一起研究设计方案和工艺技术,通过沟通的方法既完整真实地保护了故宫古建筑,又通过实践项目训练了工匠们的技艺,并留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稳定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工匠队伍,在单老的呼吁下,经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单老做为带头人,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他称自己为“三穷老人”: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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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20世纪80年代审查工程图纸

单老一生自律,生活朴素节俭,曾笑称自己为“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严循操守,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也从不充当中间人。他讲“对于故宫博物院,还需要进行包括建筑在内、宫廷史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了。”如此忠心耿耿,守土尽责的严谨作风,在故宫博物院内外的同仁中尽人皆知。

单老每天在故宫博物院中巡视之际,特别注意收集与紫禁城有关的文物资料,拾来不少“破烂”,有残砖断瓦,颓梁断木,门钉铺首,砖雕花饰,琉璃构件等,无论是已经扫进垃圾堆的,还是从内金水河淤泥中挖出来的,或是拆房子拆下来的,都当宝贝似的存放在办公室里,积攒多了,就将陆续捡拾到的文物资料,交到古建部资料室,并叮嘱说“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有人问单老为什么拾“破烂”?他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它一砖一瓦都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拾倒是常拾,但未必是破烂啊。在一般人的眼中可能这些不值得一瞥,但是单老认为这些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样氏雷”是清廷“样房”中专门承担皇家建筑设计的世家,曾存有大量为皇家设计的建筑模型——烫样,这些烫样后来被家人出售给社会,单老闻知后,经过多次辗转求购,把其中的部分烫样收入故宫博物院。

一九八四年全国政协文化组经济组考察四川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在流杯池吊黄楼前留影,右起依次为单士元、王定国、刘超、魏传统、郑孝燮、罗哲文(罗哲文提供).jpg

一九八四年全国政协文化组经济组考察四川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在流杯池吊黄楼前留影,右起依次为单士元、王定国、刘超、魏传统、郑孝燮、罗哲文(罗哲文提供)

1979年至1986年,单老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作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的成员,与建设部的郑孝燮先生,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先生三人相互都差八岁,在全国政协和其他部门组织的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考察中,经常在一起,志同道合,不知疲倦,犹如套在一起的马车,人们也因此称之为“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跋涉于全国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呕心沥血,奔走呼吁,宣传《文物保护法》,考察实施状况。他们曾赴中原地区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调查文物保护,考察了洛阳龙门石窟,西安大雁塔、太原文庙、平遥古城、大同华严寺等,看到“建设性的破坏”给这些文物古迹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在华东四省上海、杭州、绍兴、苏州、扬州、南京等地调查中,看到工厂、学校、单位、居民等占据历史建筑的现象非常普遍,单老均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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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郑孝燮(右二)、罗哲文(右一)考察徐州汉墓

几十年来,为呼吁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单老总是一马当先,或通过政协提案、或通过大会发言、或通过上书陈辞,不断提出保护建议和议案。如今保留下来的几十件联名呼吁信上,他都是领衔者。其中不少文物古迹经过呼吁得到保护,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名录》。郑孝燮先生曾写有悼念单老的一首七言绝句:“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架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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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单士元与同仁那志良甲子重逢於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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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为纪念单士元百年手书

1996年初,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时组织发起了一场“爱北京城、捐城墙砖”的文物保护行动,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单老给予热情鼓励,也使我感受到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于是,1997年春又开始组织制定故宫筒子河保护整治方案,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的目标。当请教单老时,再次获得热情鼓励。1997年8月,单老还会同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张镈、张开济、李准等专家学者在《北京日报》上呼吁,推动故宫筒子河保护整治。

按照单老的意见,我们制订了筒子河内侧单位和住户搬迁计划和筒子河外侧排水系统规划,并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批准实施。经过努力,使故宫筒子河重现昔日的“碧波荡漾”。单老还建议维修故宫排水系统。故宫筒子河与故宫内部的排水系统相连,过去紫禁城排水系统非常发达与完善,北京地区即使下200毫米的大雨,72公顷的紫禁城内却不会有积水。但是,随着故宫博物院内部种种建设工程的实施,地下排水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通往内金水河的出口发生淤堵,以致下大雨时故宫内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积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记者让我谈一谈我和我父亲,“两代故宫人”的故事。我反问道:我父亲是谁?对方反倒奇怪的问:不是单士元先生吗?我告诉他,单老虽然不是我的父亲,但也是对我成长产生深刻影响的长辈。这样的误解曾经多次出现。记得20年前的一次会议,老单因故不能出席,委托我在会上代他宣读发言稿。主持会议者就宣布由单士元先生的儿子宣读,引起知情者的一片笑声。正因为有这些插曲,每当想起单老时就更觉亲切。

今天可以告慰单老的是,通过实施“平安故宫”工程,故宫博物院逐步进入安全稳定状态,安防系统、避雷系统、排水系统等更加完善,紫禁城内百余座临时建筑,包括杂乱无章的商业摊点全部拆除,如今在东华门建立了古建筑馆,单老当年绘制的古建筑彩画小样、拾来的古建筑构件“破烂”、抢救下来的“样氏雷”建筑烫样等得以集中展示……(图片由单嘉玖提供)

责编:唐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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