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订阅
复制 关闭

吴国盛:让科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内生动力”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2018-03-12 16:02

人物.png

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系,在一处僻静的小楼。

循着标识找到二楼的教室,吴国盛老师正在等候,一身运动装,显得英气勃勃。见我们进门,便张罗着沏茶。

我好奇地四下打量。

说是“教室”,其实是个大会议室。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占据了房间的1/3,既是课桌,也是讲桌——与国外的大学一样,系里都是讨论式教学的。

房间另一角,像是厨房,洗手池、咖啡机、微波炉、小冰箱……一应俱全。“柜子里还藏着几瓶红酒。”吴老师得意地透露。顺着他的描述,我眼前不由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日近黄昏,已经下课,师生犹未尽兴,于是摆上几样吃食,把酒畅谈,不亦快哉!

心中不禁莞尔,这是怎样一个性情中人。

会议室兼教室

“我穷其一生,能把这个学科搞正常就不错了”

最近两年,吴国盛老师很忙。

他的新书《什么是科学》销量长红,又观点尖锐,争议不断。他忙着领奖,也忙着与各路神仙辩论,为自己的理念正本清源。

一年多前,他的头衔从北大教授变成了清华教授。离开母校,未及慨叹,他就得忙着白手起家,教学、科研、制度建设一把抓。

自执掌清华科学史系以来,不到半年,这个平地起高楼的新设学科就火了。讲座、论坛一场接着一场,国际大牛络绎不绝地来访,各地学子也闻风而至。

他喜欢自己和师门子弟被称作“吴门”,听来颇有“开宗立派”的味道。2017年底,和老朋友吴彤教授一年一度的“两吴聚会”上,他高歌一曲《鸿雁》,和得意门生对酒当歌,抒尽一腔豪情。

但我知道,吴老师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开宗立派,何其艰难。他曾谦逊地慨叹:“我终其一生,能把这个学科搞正常就不错了。”

科学史到底是一个啥样的学科?它哪里“不正常”呢?

以清华科学史为例吧。它是人文学院下的科系之一,然而毕业之际,你会得到一个理学学位。

文科?理科?雌雄难辨。

这样的基因,源于国内学科建制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今西方科学史的主流是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是科学诞生及发展的思想文化土壤,与哲学密切相关。在中国,听起来与之最接近的,莫过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专业了——吴老师正是出自“科学技术哲学”这一脉。

然而,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其目的是用科学前沿理论为意识形态建设服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与国际学科建制接轨,学科更了名,但在内容上并无本质的变化。“科学技术史”专业的成立,则多少出于提振民族自尊的目的,以挖掘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为己任;50年代,这项研究属于“政治任务”,如今的路子已越走越窄。

在西方,科学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两脉传承“都跟政治宣传过分挂钩”,难免偏执一端。吴国盛老师想做的,就是把两个学科“理顺一点”,打破文理藩篱,让科、史、哲合而为一。

这就是他为之投入全部心血的、一个全新的“科学史”。

“自立门户”:从科学主义的迷梦中醒来

“我是一个‘写作爱好者’,大学里还写过小说。”吴老师说,他从小就更喜欢文科。父亲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语文老师,颇有才气,幼子耳濡目染,自有一番绣口锦心。

只是他念书早,及至高考,年方十五。1979年,他一举夺得全县高考状元,路在何方,却惘然不知。最后,因为物理的分数最高,他懵懵懂懂地报了北大空间物理专业。

不久后,他就发现,那些无线电技术和天线装配的细节,在性嗜思辨的他眼里,似乎“没什么意思”。那时候不能转系,连跨系听课都很费劲,他只好自学,先是学了一些数学专业的课程,却没能坚持下去。后来机缘巧合,他结识了一位哲学系的同乡,得以混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圈”。

彼时,改革初启,思想解放之风吹遍全国,尤以北大为盛。吴国盛流连于讲座、研讨之间,亲历了当时角逐激烈的思想文化洪流,如同洞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我和哲学系的同学打成了一片。说是同学,其实又普遍比我大十几岁,跟这些‘长辈’们反而能聊到一起。”他如是形容自己的格格不入。

改变专业的唯一出路,就只有考研了。1983年,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孤注一掷,成功考入北大哲学系自然辩证法(即后来的科技哲学)专业。

“去年年初不是流行晒18岁照片吗?我回头一看,正好是准备考研的时候。”说到这里,吴国盛老师兴致勃勃,“我也晒了一把,那张照片就是我准考证上的。”

我在他的朋友圈见过那张照片,上面写着:“18岁,初恋未成、准备考研,物理改行科史哲、学术生涯到永远。”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对“科学”的不断追问。

毕业后,他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一边追踪科学前沿,一边以此为思想辩论提供“子弹”。“自然辩证法有两条路子,一是用科学前沿理论作意识形态建设,二是翻译引进西方科学哲学。但奇怪的是,西方主流的科学思想史却一直没人翻译。”吴老师解释说,因为那时的主流科学史学派自称Idealism,过去翻译过来就是“唯心论”,这在我们的政治光谱里是属于反动、错误的,自然没人敢译。

“现在,我们更多翻译为‘观念论’。”

传统的研究方式,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直到他开始着手翻译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醒目的分水岭——科林伍德把科学置于思想文化史大背景下,为他提供了全新思路。

正是这部书,让他从“科学主义的迷梦中醒过来”,从传统派系里“自立门户”。

“李约瑟一直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中阐释古代的知识,这其实很不‘中国’”

既已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科学思想史的新路,吴国盛开始做准备。在社科院工作期间,他师从哲学名家叶秀山攻读博士。“我们那一代学自然辩证法的人,哲学背景普遍不够深厚,我得为自己补充一些思想资源。”

1999年,他重回阔别多年的母校北大,带着一个明确的理想:重新建设科学技术哲学学科。

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相当骨感。在北大任教多年,他从哲学系博导到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仍感改革寸步难行。根深蒂固的学术建制,实非个人之力所能撼动。

无奈之下,他开始另觅他途。

“那时觉得,科哲是没戏了,不如试试科学史。”

2004年,经中科院院士、科技史名家席泽宗引荐,吴国盛成为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从此与科技史圈子混熟了。

说来话长,科技史这一学科的创立,可以追溯到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竺可桢青年时代就关注中国古代科技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他领头,中科院出现了一批做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到50年代,遂成立了专门的学科。

李约瑟的七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知识领域耳熟能详,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也家喻户晓。然而,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竖起一座伟岸的丰碑,也开了一个不算好的头。按照李约瑟的套路,中国学者群策群力,以攻坚重大工程的魄力,一口气著书50多卷。只是任务完成之后,大家似乎觉得无事可做了。

“归根到底,还是研究范式出了问题。”吴国盛老师说,李约瑟也好,中国学术界也罢,一直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中阐释古代的知识,这其实很不“中国”。

他觉得,这门学科比科哲更有改造的价值,也更有希望。

经过多年酝酿,2015年,吴国盛正式向北大提出,想要建立科学史系和科学博物馆。校方对建系一事始终犹豫不决,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却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一番思虑,千般不舍,他终于选择了同相伴17年的燕园作别。

2016年9月,他入驻了清华园。一年后,清华科学史系成立。

经年的摸索,终于豁然洞开,迎来一片天宽地阔。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科学

时间退回两三年前,吴国盛老师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学之时,完成了他近年来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一本著作——《什么是科学》。书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奇崛的观点: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由此引发了从公众到学术界一轮又一轮的震荡、质疑和辩论。

这两年来,在演讲、论坛等公共场合回应质疑,几乎成了他的“保留曲目”。以至于当我提及此事,他旋即露出一个胸有成竹的微笑。

“这句话被单独拎出来,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我在书中是有一系列的前提和定义的。我的原意是,在希腊理性科学传统上、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上,中国古代均没有科学;而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即使是字斟句酌地讲清楚,来自思想界、同行乃至师长的“商榷”之声仍是络绎不绝。2017年初,他干脆在《哲学分析》上发表了一篇《对批评的答复》:

“当我提到‘科学’的时候,指的是拥有一套思想体系的‘科学传统’,而不是指孤立的发现、个别的概念、零星的成果。”

“我同意‘中国古算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的观点,同意它们自成体系、绵延不绝、有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有共同术语和学术共同体,但我仍然坚持中国古算只是计算技术、只是算题志,不是数理科学……”

“现代中国人只是表面上认可‘科学’这个词,实际上对来自西方的科学并无深刻认同,也不了解现代科学的巨大威力和潜在后果,而这恰恰是我写作《什么是科学》一书的出发点。”

……


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命题,更像是吴老师替多年来阒静无声的科学史研究,向公众发出的一声“挑衅”。对错与否,反在其次,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领域,也开始重新审视司空见惯的“科学”。

“很多质疑其实都来自读者的不了解,尤其是对‘科学’一词在思想史脉络中的演化轨迹一无所知。”吴老师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科学史研究的原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社会、宗教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中国却是硬插进的东西,只是一个辅助动力,还没转化成文化里的内生动力、原动力。”

“了解科学从何处来,才能洞悉科学往何处去。”

因此,对于新成立的科学史系,他的定位就是“通识教育”,让更多学子尤其是科学从业者鉴古知今,更理解科学本身的演化逻辑和内在矛盾,切莫走上“唯科学独尊”的歧路。

他担忧,在中国,科学的形象也许“过于正面”了。“比如,有人说,我对科学源流的阐述,是为基督教‘洗地’。这句话的隐含前提是,他认为科学是好的、毫无缺陷的。可是在我看来,现代科学有不好的方面,且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基督教,这怎么是‘洗地’呢?”

看来,要扭转更多国人对科学的功利主义态度,理解“什么是科学”,也许还任重道远。

“互联网和博物馆,一个都不能少”

去年10月,我有一日在网络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闲逛,忽然看到吴国盛老师的栏目《科学简史》,心中微讶:没想到吴老师这么“潮”,知识付费刚刚兴起,就来试水了。

转念一想,又觉理所当然——作为国内最早提出用“科学传播”来代替“科学普及”一词的人,吴老师对于传播媒介,有着天生的敏感吧?

早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就筹建过“科学传播中心”。但他说:“其实‘传播’这个词,感觉也不太准确,我想表达的是交流,是知识的双向流动,英文的communication更能表达这层意思。‘科普’就更不用提了,完全是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味道。”

新世纪以来,正是这些观念的迅速发酵,进一步催生了“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大名鼎鼎的科学社区和民间机构。

“我一直在呼吁,要重视媒体,电视台、互联网、博物馆一个都不能少。”他说。

如果说北大期间,他一直在搞“观念革命”,那么到清华以后,他才真正放开拳脚,走向实践。这两年,他一面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新理念尽可能大范围地开枝散叶;另一面又全力筹建科学博物馆,做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博物馆既是传播的媒介,也是科学史教学的媒介。”吴国盛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对科学博物馆的重视也来得太晚,直到2009年以后,开始游历世界,看得多了,才发现拼图上缺少了这重要的一块。

从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到巴黎的法国工艺博物馆,从伦敦科学博物馆,到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还有1575年的太阳系模型、组合了转轮点火装置和火绳的手持火炮、18世纪晚期关于葡萄酒发酵的实验装置……这场科学博物馆巡游,不断给予他心醉神迷的震撼。

“有些东西,正如汤因比所说,远远看一眼,都胜过在家读几年文献。”

吴国盛与麻省理工大学博物馆馆长约翰·杜兰特教授合影

剑桥惠普尔科学史博物馆门前

巴黎工艺博物馆收藏的帕斯卡发明的计算机原件

除了丰富的藏品,让他更加欣羡的,是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结合的综合布展理念。

“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科学中心三类。中国的科技馆,主要是科学中心模式,没有收藏,以互动体验为主。至于综合的科学工业博物馆,国内几乎没有。”

——这正是他想要填补的空白。

博物馆的类别,反映着一个社会对科学的真正态度。如果只把科学视为技术、知识,那科技馆中各式绚烂的体验项目的确完全够用了;然而倘要更深一层,以人文之眼看科学,视科学为不断演化的思想文化之产物,那么具有历史感的科学博物馆,必不可少。

吴国盛老师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国内首家以收藏为主的科学工业博物馆”——清华科学博物馆的筹建开始,他盼望能掀起一股科学认知的变革风潮。

“像苏颂的水运仪象台,达芬奇的机械设计,古希腊的欧多克斯同心球模型……现在看来都是过时的甚至‘错误’的,但我希望把它们复原、呈现出来,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为何物,也让人深思科技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听着他充满激情的畅想,连我都感觉迫不及待。

我问吴老师,博物馆什么时候能落成。

他说,争取在2021年吧,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周飞亚 鲁博林)

科学博物馆图志

责编:杨知然

展开全文

关键字